德治:中国大学精神的久远根基
发布时间:2013-10-25 23:29:53    浏览次数:487

 

德治:中国大学精神的久远根基

朱越

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所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

  上述现象的发生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塑造了中国特殊的大学精神。古代社会与大学并没有明晰的边界,尤其是的边界长期模糊,以致直接影响到现今中国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使其难以明晰。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精神与社会治理的理念叠加在一起,难分难解。

  中国古代大学精神与德治直接关联。所谓大学之道的,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实现的。通过为学为治的结合,使天下无道天下有道转变。

  《周易·乾卦·象传》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国大学精神提供了数千年后仍难以超越的精神范畴。西周直至春秋战国也是中国大学精神发育与定型的关键期,此时期所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实为中国历代大学精神的原点。

  中国大学精神的第一种实践形态便是德治和彝教。德治和彝教起于周公,主要通过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治理国家。这套价值同时又是为学的价值,在学人身上得到体现,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理想,而且是祖先本源于天,而天本身是有德性的。天之德就是化生万物的洪恩

  以德配天的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品行,对别人来说是一种统制他人的工具或媒介。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做学问的价值与功能。将做学问与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使得中国大学精神关注点常常是重此世而不看重彼世,箕子的神道设教、周公的敬天明德保民可看成是这一特征的源头。《大学》所秉承的即是德治精神,并将这一理念系统化,最终形成了十分严密的贯彻德治和彝教之大学精神系统。
不只是书本上这样说,孔、墨、孟、荀都有以天下平治为己任的弘道弘毅精神,孔子倡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发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愈显出它的力量。孔子所,本身就是一种天下大治的人间世界,《礼记·礼运》对此有充满诗意的描述:在那个世界,人的内省性道德和外在规范制度水乳交融、和谐无间。中国古代的也因此有别于印度、以色列、古希腊的哲思,是一种更具有人间性

  稷下学宫的办学实践也说明这一点,恰如司马谈所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此世性也十分鲜明;也恰如刘向断定名家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恰巧历史给予了学人一次由的机会——先秦以来,的参政要求竟在汉代实现了。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独尊儒术的提议后,不但郡县举孝廉改以为对象,太学中博士弟子更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从此,汉代郎、吏由出身便制度化了。学而优则仕反倒成为为学的大道,以致为学终身的人越来越少,反对学造成深刻的损害。

  由于汉代太学产生,汉末以太学为基地,形成一股足以影响朝政的强大清议力量。宋太学亦有无官御史台之称。在德治理念下,学生干政成为古代学校的一个传统。

  宋代理学心学各执一端的朱熹和陆九渊都一心一意向往着王安石的得君行道,在皇帝面前也侃侃而谈,俨然以政治主体自居,充分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范仲淹更是学治兼任;明代王阳明在《谏迎佛疏》中期待皇帝效法尧、舜之圣,恢复三代之圣16世纪后,仍有不少关怀着合理秩序的重建,但他们的实践方向已从朝廷转移到社会,以贞其身,移风易俗为职志;清朝文字狱屡兴,仍难改士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特性。

中国历史上,除了老庄道学和玄学有些许遁世倾向,其他各学派几乎都看重现世性。这种特征又集中指向对政治的参与,表现为德治的为学价值取向。

(来源:光明网 20130903